很久没有看过这么长的电影了,琐碎的生活,好看。
晃动的镜头,游离的人们,糟糕的人生。生活、工作、爱情、朋友都离你远去,当其中任何一点朝你奔来,不幸却悄然降临。学会游泳不是让你学会,而是懂得珍惜。一个人的一生,一个政权的更迭。“活着只是侥幸,死亡才是必然”
以一种系统性的体制机制管理运作的官僚行政系统的例行会议,来讨论种族灭绝和大屠杀,这才是不寒而栗的地方,即系统合法且合乎程序的推行反人类的灭绝政策。为了大局(the greater good)长远规划,高效、科学、精确的程序,加上宏大叙事的煽情、口号式的意识形态宣讲和复述宣传以重申思想身份的认同,一整套下来会议逻辑得到普遍认可,恶的界限更加模糊,被逻辑支配说服,而不去选择思考和质疑这一“逻辑”的荒诞和不妥,也就只有尚存一点人道主义的会潜台词发出无论何种形式都是在屠杀的疑问,但他的声音很快就被自己和大环境所沉默。单纯就会议与会者来看,权责不清、媚上贪权、派系斗争、官僚主义、利益媾和、贪腐、推诿、一些权力移交后的历史遗留问题,魏玛掌权的没落遗老和三德子当权新贵间的唇枪舌剑的话术博弈还是很精彩的。
听着片尾音乐打开豆瓣,看着搜索框突然大哭,我好难过,好难过,风格化的形式在这样一个苦闷忧愁的如此理所当然的故事面前显得如此多余,我太难过了,太难过了,“我亲爱的朋友,活着只是侥幸,死亡才是必然”
汤姆希林这是第几次扮演一个 二战前后的文艺反战青年?4比3加上复古的画质我明白导演是想更好的刻画年代感 但是这种做法我是不赞同的 太投机取巧了
一战后迷茫的一代,面对经济萧条国体崩坏创伤记忆纷繁踏至,我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时代,正如法比安在那个时代的无所适从。一切和当下如此相像以至于我常恍惚于历史重演的荒诞喜剧。表现手法新颖独特,将如此现代的手法用在这么一个故事背景下不仅不违和还使魏玛共和凶猛复苏。太好了,只是法比安死得太过仓促,像是书写那个时代的纸张上可有可无的逗号。人如草芥,我想起《中国姑娘》里的台词“我们是错误时代里的不幸情人”。
电影的背景定在1931年的柏林,所在“生活在彭拜,社会在发酵,在腐蚀”,以德国研究博士法比安为线索,叙述了那个醉生梦死的一群人,在德国一步一步转向法西斯统治时期的社会的普遍情绪。实际上,这正是今日世界,尤其是今日朝鲜民主主义人命共和国的最真实的写照。当然,我相信这不是导演故意影射、隐喻的,是一种巧合,或者说是一种无心插柳。电影的格调贯穿于一种所谓“轻快的冷酷”的格调中。即:无助、无聊、末日将要降临的气息扑面而来。这是一种什么气息呢?也就是:国家没方向,精英醉生梦死,人民没预期。……于是精英无底线地纸醉金迷,腐烂,腐朽;人民在无奈中“躺平”,国家摇摇欲坠像个失重的老人……
是不该死的人死了,不该活着的人活着,还是活着只是侥幸,死亡才是必然?
法比安一定得死。从第一次拒绝夫人开始,他就必须得死。他太挑剔,自尊心作祟,口味太挑剔就得饿肚子。
以史为鉴。疯狂的年代一个人究竟该如何生活?如果是我又该怎么办?个人的命运总是难以与之抗衡。一个玩笑就可以杀死一个人的理想,我真的厌世了。这片子也可以理解成理想主义者的悲歌。感觉就算拉布德和法比安没因为玩笑自杀,溺亡,最后也可能受不了那个年代而自杀。
你会非常的难过 而我们要出去
不敢想宏大抱负,甚至过不好渺小一生,观众知道为什么,所以无法责备荒唐度日的年轻人。剪辑和配乐节奏恰好呼应了混乱年代的色彩,遗憾对魏玛共和国历史了解得还不够,不然会更有代入感。
以为会是像乔乔兔那样得故事,但人物塑造、剧情和冲突都超出预期,主人公去世后,他的文字也被烧毁,整个人都被彻底抹去了
整体效果不像是这个年代的产物。大篇幅的手持摇晃镜头,奇怪的拍摄角度和镜头运动轨迹,嘈杂的声音,似乎打破了现有视听语言的规则秩序,新颖创新又充满年代感,我还无法理解。大概是讲1931年战争对于德国人,德国年轻人的影响,以法比安作为集中表现点呈现出来。
确实是“不合时宜的人”。摄影满分,色彩极佳。最近看的片子越来越像自己,做不了婊子又要立牌坊,抛不开撒不下,自欺能力强到登天,肯为五斗米折腰,活到最后也没输出像样的价值,人就在这样的状态中行步入中年。活着究竟为了什么?
TomSchilling真好看。
1942年纳粹德国在万湖一栋别墅里,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了犹太人总体解决方案。此部电影即精确地还原了此次会议的过程。如果对那段历史熟悉,且对纳粹高官有基本了解,此片还是非常精彩的,从中能看到纳粹们相互间的唇枪舌剑与勾心斗角,还能一窥纳粹高层的决策过程。万湖会在二战史中亦算一次重要会议,此会之后犹太人的命运更加悲惨,并大规模被灭绝。阿伦特所写的艾希曼,在此片中亦有出现,他在一众高官中只是一个小人物,不过其如机器一般的快速、准确、不带感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不适合在周五晚上看到结局 但好像也没有更合适的日子了
4/5 | 对一个正常社会而言,平庸之恶的出现当然百害而无一利。但对归附于不道德体制的个体而言,ta总能凭借体制赋予自身的他者化冷漠,形成某种程度的自圆其说,而解除个人在道德层面的反思。万湖会议某种意义上就是平庸之恶的集中反映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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