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叫停的北京独立影像展最终在纽约“复活”
《没有电影的电影节》放映结束后的问答环节。左起分别是电影人黄骥、翻译Connie Ka、电影人王我、活动组织者史杰鹏、钱盈和谢枫
8月19日晚，纪录片《没有电影的电影节》在纽约哈林区梅索斯纪录片中心(Maysles Documentary Center)的影院进行了首映。这部反映去年夏天第11届北京独立影像展事件全貌的作品，由众多艺术家、独立电影人、活动组织者和参与者所提供的影像素材共同组成，电影人王我进行剪辑整理，直到放映当天才匆匆完成最后的调试。其成片时间距离去年的事件发生刚好相隔一年。
这也是题为“边缘影像：2012-14北京独立影像展最佳作品”系列展映活动中的第10场放映。刚过去的8月20日，纽约亚洲协会中展映了组织者之一的史杰鹏和Libbie Cohn合作的影片《人民公园》。至此，这次持续时长1个多月的活动已经过半，剩下的8场放映将在纽约亚洲协会、美国华人博物馆和Union Docs等处陆续举行，直到9月13日。
活动的三位组织者钱盈(Karin Chien)、谢枫(Shelly Kraicer)和史杰鹏(J. P.Sniadecki)各自分别有着制片人、影评人和导演的身份，他们对独立电影，尤其是中国的独立电影有着长期的观察、研究和参与。在去年8月北京独立影像展被叫停之后，他们立即打算将这些影片带来纽约以示支持和声援。此外，三人还在今年7月7日发起网络筹款，在短短一个月内，活动共收到264位支持者总计近1.45万美元的款项，以用于邀请部分独立电影人来纽约参加放映的路费，以及活动相关宣传品的印刷制作等费用。
北京独立影像展由栗宪庭电影基金主办，创始于2006年，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中国一个较具影响力的独立影像展，但该影像展的发展也吸引了当局的注意。2012年，在宋庄举行的独立影像展在开幕仅3小时后便被当局拉闸断电，观众被驱散。去年，影像展仍然举行，但在开幕前夕被当局叫停，之后其宋庄的办公所在地遭到断水断电，执法者强行进入带走了电脑、文件和电影资料，甚至在交涉中发生了肢体冲撞等一系列事件。这其中牵涉到自由表达、政府审查和公共活动的组织等敏感问题，因而难以避免地陷入重重纷争之中。
在去年北京独立影像展被迫中断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就像哈维尔所说的“后极权社会由恐惧感维持”：“在我看来，中国官方统治者也是处在极度的恐惧状态中……它对任何的风吹草动，对任何人群的聚集都是心怀恐惧，因为它不知道这些人会做什么、说什么。拿官方的话来说就是‘要将其扼杀在萌芽中’。” 因此“被禁作品”、“中国不想让你看到的电影”等措辞，自然成为了大部分当地媒体对此次展映进行报道的标题。
尽管与第11届北京独立影像展被叫停的事件密切相关，这次纽约的展映却并非对前者的直接挪移或复制，在北京独立影像展艺术总监王宏伟的建议之下，精选了过去三年参展过的优秀作品。除了艾未未的《平安乐清》、胡杰的《星火》等政治类题材，还包括了大量的纪录片(如邹雪平的《吃饱的村子》等)、实验艺术电影(如陈轴的《我不不不是陈轴》等)、女性导演作品(如文慧的《听三奶奶讲过去的故事》等)和动画短片(如白斌的《猎人与骷髅怪》等)等多种形式和门类。在全部29部参展影片中，有至少10部在此前获得过各类奖项，确实可谓中国独立电影中的“最佳作品”，也向纽约的观众提供了一次较为全面的呈现。
组织者之一的谢枫表示：“我最初对作品的选择并不完全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而是因为这些作品本身用特别的方式展现出了中国艺术家和电影人们非常美妙的创造力，他们用作品呼应了当下快速变化的中国。”“新的艺术形式”，而非政治题材的表达，是谢枫从这些中国电影中所看到的最大闪光点。《纽约时报》的文章也认为，许多体制外的创作“并不一定涉及到政府认为的敏感话题”。
电影导演史杰鹏有两部自己的创作也在这次展映之中。其中2013年的《玉门》与中国电影人黄香、徐若涛合作，作品介于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影像语言使其夺得了当年影像展的实验创新奖。史杰鹏仍然记得自己2008年初到北京的感受：“我当时觉得就像是找到了自己的家人和归属。这些中国独立电影人并不受到商业的驱动，也不是为了个人的安全感而进行创作，他们是在探索。”
王我则谈到了影像展在跨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有一点很好就是影像展常设有其他国家作品展映的单元，例如意大利、比利时、日本等等。影展的工作人员会很专业地翻译字幕，包括很多像是非洲或菲律宾等小语种地区的电影。平时看到的机会就少，也很少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文化的交流，或许正是北京独立影像展以及此次纽约展映等活动所希望促成和坚持的。
独立电影遭到边缘化或是排挤并非只在中国发生。谢枫坦言东西方各有其艰辛之处：“在东方有政治审查，西方则是商业审查。拿中国来举例，与功夫片或是章子怡等明星参演的电影相比，成本低、预算紧的独立电影作品更难有机会在除了艺术节之外的活动上被看见。”
尽管受众少，但独立电影在许多国家都有各自的推广渠道和发布平台。艺术院线是较为常见的专门机构之一。而与美术馆进行协作也渐渐成为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纽约的影像博物馆(Museum of the Moving Image)就在今年4月举行了台湾导演蔡明亮作品的专题展，用博物馆的眼光和策展补充了影院的语境，也将艺术电影带给更多观众。
或许，独立电影在今天的遭遇也只是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人们对陌生事物的排斥与否定也是独立电影发展过程中的瓶颈之一。在《没有电影的电影节》一片中，影像展主办者和电影基金创始人栗宪庭对着镜头聊到自己过往的经历：80年代时抽象艺术曾经一度被视为禁忌，后来大家才慢慢接受;之后当代艺术又成了禁忌，可现在也都为人所熟悉了。说起未来的计划，钱盈表示接下来的6个月将带着这些中国独立电影在北美进行巡展。而在宋庄，第12届北京独立影像展开幕在即。
“谁不喜欢和平？但我们这一代只能做出牺牲，我们就是德意志民族的医生，为国家去除生病的毒瘤.......”“为邻居铲除屎，他们还不乐意吗？”围绕最终解决方案讨论的主要是运输和“处理”的经济性，国民会不会反抗，对国内工业技术人才流失是否有影响，混血犹太人如何处理等等来展开。觥筹交错之间，决定了几百万人的生死。
电影结束后的字幕显现出来时，才发现电影结束的很利落。后面仔细想想其实并不是这样，导演对于这件事的看法是在电影接近尾声时，由会议记录员党卫军军官讲述运用毒气杀人的细节时将参加会议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写镜头。
看完忍不住惊叹
会议期间每人每晚象征性付了五马克房费，展示了帝国的廉洁。用火车运输战俘，返程装载犹太人，一平米装10个人，显示了帝国的高效。手下有人爱对犹太孩子开枪，反正他没了父母也活不下去的，这是为孩子好，展示了帝国的爱心。处理邻国境内犹太公民，是帮邻居铲屎，这是福利，展现了帝国的热心。盖世太保取代外交部指导灭绝工作，这叫跨部门合作。反正已经对美开战了，犹太人已经没有作为人质的作用了，于是计划消灭1100万犹太人，但只要建立一个5万人的65岁以上的犹太人社区，就能有利回击境外势力的抹黑。要依法治国处理混血犹太人，与法律相悖怎么办，当然是修改法律了。最后解决方案用的是齐克隆B杀虫剂来安乐死，展现了帝国的仁慈。
m2279：从历史事件来看，令人发指；从电影来看，平平。
三星半，算是很工整的歌舞片吧，但是裡面的歌舞編排只能説普通，各位演技都還算在線，只是故事本身過於波瀾不驚，沒有什麽記憶點，感覺過幾天就忘光了……
Tick, Tick…Boom! 这个名字起得真好。乔纳森·拉森真赶稿狂人。要是少念几个「我马上就三十岁」就更好了。
对白驱动型影片。英国制海权在手，苏联挡道西伯利亚，“特别处理”方案名正言顺登台唱戏。1942年“工作”推进，军方与政府代表齐聚，明里暗里争权、逢迎、趋利避害，十足官僚。核心议题明明极不寻常，衣冠楚楚与会各方却只管常态似的正经对答、协调互通，所有棘手问题都拿出了有力“措施”，使得“最终解决计划”圆满达成。（不过几十年前罢了，有什么制度、准则、安排或理想能亘古不变，这世界难保不会有更奇怪的时候。
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会议。因为是历史，观众早已知道结局，甚至过程。作为电影，失去了最基本的冲突性元素，显得尤为平淡。
最可怕的是，如此严谨高效秩序的会议，是在讨论种族清洗。
有一瞬间我觉得这个故事可以换成另一件事
就唱唱歌，就豆瓣高分了，感觉从电影到领悟豆瓣受众的高分之间的关联性，似乎比电影本身还要有趣。
老生常谈冲奥片 可以看出背后所有人对音乐剧的热爱
看现在死宅一脸兴奋冲出电影院说“好好看我喜欢”的时候甚至会感觉现在的小孩有点可怜……吃制作精良的垃圾吃久了，连正常的饭是什么味道就忘记了。环境变成这样 你我都有罪。两星给mappa至少打戏画面花钱下功夫认真做了。
十几个一桌几个小时决定了了几百万人的生死。 在他们的位置应该早已将人数字化，物化了吧，所以我完全无法想象这种心境，但也更加警醒自己内心的恶，肯定比我想象的更大，如同我们以为自己不会犯罪，但实则我们没被放在那个环境。
人类这个物种可真实千百年来从来没有变过呢，随便换一个会议主题都能成立
一群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出谋划策，最终达成一致的故事。有政治场上的明争暗斗，有个人信仰的火线交锋，觥筹交错间，彰显忠诚正义，秉持公正严明，最终结成白纸黑字的严谨报告——如何训练有素地消灭1100万人类。由此可见，主义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年度最佳预定。
しゃけ！mappa的制作非常可，考虑再去看遍反正也没有别的娱乐…
前几天正好看书了解到哲学家阿伦特在分析艾希曼审判时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正是德国人闻名于世的冷峻和严谨缔造了这场20世纪的浩劫与灾难。会场的每个人都作为帝国精英出谋献策，精确计算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将犹太种族灭绝，有那么一瞬间仿佛从个别人眼中的闪烁看到了人性的微光，但很快就熄灭，才发现那原来只是幻觉。
4/5 | 对一个正常社会而言，平庸之恶的出现当然百害而无一利。但对归附于不道德体制的个体而言，ta总能凭借体制赋予自身的他者化冷漠，形成某种程度的自圆其说，而解除个人在道德层面的反思。万湖会议某种意义上就是平庸之恶的集中反映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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